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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erczegfalvy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限制一精神病人获得信息的有关措施不符合为法律所规定的要求，因为它们所依据的规定的用语太模糊，没有为防止对权利的任意干涉提供有效的保障，从而不符合可预见性的要求。

而在美国，根本不允许对无罪判决提出上诉，更不要说撤销陪审团做出的无罪判决。作为大陆法系纠问式诉讼土壤中孕育出来的陪审团制度，俄罗斯陪审团在保留英美陪审团外壳的同时，又赋予陪审团制度新的内涵。

1991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颁布了"司法改革的构想"，为陪审团制度的重建奠定了基础。此外，大陆法系国家追求真相的历史传统也赋予俄罗斯法官推翻陪审团所做判决的权力。（一）法官主导刑事审判 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对抗式程序中，法官秉持消极，居中而断。也就是说，如果陪审法庭要想做出对受审人有罪的判决，必须经过两道程序进行核准----陪审团所做有罪判决和审判长做出的有罪判决。隶属大陆法系的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引入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来缓解司法压力，提高司法效率。

从上述图表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从2004年到2013年 ，每年移交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多，而地区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却呈递减态势。出于探究案件真相的传统，职业法官根本不能容忍陪审团做出较多无罪判决"放纵犯罪"。假如我们将价值与道德大体等同的话，那么日本学者足立英彦（Hidehiko Adachi）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拉德布鲁赫公式并不涉及立法的道德性，而是涉及法的道德性，即被称为制定法的那部分现实的道德性。

（2）尽可能放弃运用一般条款。例如在一篇遗著中，他指出，制定法的不法的假定以及对超制定法的法的认可必须被限制在这样一些极端的情形（它们会让人产生这种假定和认可的动机）之中：在这些情形中，制定法的形式被滥用于一种令人惊诧的、任何严肃之人都会质疑的、直截了当的犯罪活动。当其他的参与者（如法学家、律师或关心法律体系的公民）对于法律体系的特定内容提出支持或反对的论据时，他们最终还是会诉诸一个想要作出正确决定的法官必须如何判决。这种理解并没有从内容上对法条进行界定，也没有回答这样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哪些事物是平等的、哪些事物又是不平等的，二是如何区分平等与不平等。

依据这两种不同的立场，科学又可以被再划分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在1932年之前，合目的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个人的人权与共同体的公共福社。

这里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种情形中，制定法提出了关于平等与人权的宣称，但却规定了一系列的直接或间接的具体措施，事实上限制甚至取消了平等或人权。法律科学涉及对（实在）法的认识，而法的效力问题被归为法哲学的领域，因此在拉德布鲁赫的理论中，概念对于法的概念/法的效力正好对应于法律科学/法哲学。在第二条界线之内，被拷问的制定法是有效的法，尽管可能其内容不正确但未逾越极端不正义的门槛。只是此时，让位于正义的‘非正确法依旧是法，它只不过没有效力而已。

它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文化相对主义的基础，即文化造就了价值上的差异。1945年最要紧的，是预防将来无司法的强权国家的复辟。为什么法官在适用制定法时与其他人遵守制定法时不受同一套标准的拘束？拉德布鲁赫通过诉诸于简单的法官职业伦理掩盖了复杂的法伦理冲突。相比而言，正义与合目的性则居于绝对次要的地位。

[25]但它又不具备像凯尔森或哈特的法概念那样的典型描述性，因为正义宣称毕竟开启了一扇通往实质正确性的大门，尽管这扇大门本身可能仍旧建在实证主义的地基之上。对这句话的解读可能有两种：一是他给出了一种本体论上的理解，即法（也包括制定法）在性质上必然与正义相联系。

极端的不正义意味着通过论证和权衡后认定，正义原则比法的安定性原则的重要性来得更大，或者说，如果继续适用制定法、维系法的安定性原则将会对正义原则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3．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

这个概念之前是被放在合目的性价值之下的，但现在却被旗帜鲜明地放在了正义价值之中。但问题在于，当最高价值不是唯一的该怎么办？在抽象的层面上，像拉德布鲁赫那样，先验地将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并列为法的三个最高价值，这并不存在问题。正如其弟子阿图尔?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所言，只有当掌握了拉德布鲁赫的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掌握了‘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他。但至少在特定法律体系之中，我们又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从关于义务本质的一般学说……产生了对法的绝对要求，否则就会走向激进的怀疑论。[21]这个版本的内容前文已论及，即法是具有这种意义的现实，即它注定要为正义服务。所以在不能容忍公式中，拉德布鲁赫无意（或有意？）地使用了这样的表述即使其（指制定法）在内容上是不正义和不合目的的。

差别在于他们所认定的这个概念工具不同。规范——分析的层面涉及对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内涵及其背后的理论来源的考察，属于法哲学层面的研究。

而在1945年之后随着正义概念的实质性扩张，合目的性概念的内涵越来越窄，最终被缩小为了公共福社。波兰法学家泽西?弗罗布列夫斯基（Jezy Wrbblewski）曾将法律推理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即效力判断、解释判断、证据判断、将案件事实涵摄于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之下、法律后果选择与最终裁决。

摘要:  拉德布鲁赫公式具有普遍的法理论意义，既有研究可以分为描述、规范-分析与适用三个层面。可以说，在1932年之前，拉德布鲁赫取向于一种实证主义导向的效力理论，因为他的相对主义要求用实在法来终止不同价值与信念之间的争议，甚至可以说实在法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和需要之上的。

第一个维度是法理念的原则属性。这需要放在学科二元方法论的观点下来理解。但是，这种主观化的解读与拉德布鲁赫本人的法概念并不吻合，其根源在于它对拉氏法概念的理解犯了范畴性错误。[18]而拉德布鲁赫尽管在持伦理学上的相对主义立场，却并不否认实践理性的存在。

法律科学属于文化科学的一种，它的研究对象位于现实的领域（在国家或实在法秩序的意义上），同时采取涉及法价值的立场。既然无法断定什么是正当的，那么就必须来决定什么是合法的。

法被认为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一般性规定。有趣的是在这第三个版本中，正义并没有作为定义要素出现，甚至可以说压根没提对正义的价值关联，反而用了一般性规定这样的表述，这是为什么？这与拉氏早期的正义观念是相关的。

在这一公式中，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已经成为可以在擂台上可以较量的对手，两方时常处于生机勃勃的紧张关系之中。[3]它远远超出了司法裁判理论的范畴，被认为是战后自然法复兴的理论代表。

这篇文章中的核心论点被德国学者汉斯——乌尔里希·艾弗斯（Hans-UlrichEvers）命名为拉德布鲁赫公式（die Radbruchsche Formel），[2]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可见，在拉德布鲁赫公式中正义理念同时包含着平等与人权，否认公式既包括对平等的否认，也包括对人权的否认，这两种价值内核是不同的。形式正义最终导向了法的一般性。（3）为了法适用的便利而进行程式化的调整。

法学效力概念的对象是法律的效力，如果一个规范或制定法由权威以规定的方式所制定的（或者说它属于特定法律体系的成员），那么它就是法律上有效的。第二个维度是法的安定性的初步优先性。

[40]如果在以上三种情形中，对支持适用制定法的原则之分量的满足相较于对支持偏离制定法的原则之分量的损害不成比例时，就可以认为制定法已经逾越了极端不正义（不能容忍）的门槛，法官就有义务使得它让位于正义。如果在特定法律体系的特定情形（案件）中，关于价值何者优先的规范性判断（效力判断）都没法得到客观证立的话，伦理学相对主义就无法区别于激进的怀疑论。

所以，起源于莱歇尔公式的拉德布鲁赫公式是关于法效力的公式。问题是，拉氏为什么要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界定法概念？第一个原因仍在于他的价值相对主义立场。